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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活的苦难熬出诗的诗人
——浅评臧海英的诗
◎江苏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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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即写作。”这是山东诗人臧海英在其《过岔河》诗中的一句话，且她还有着“把鸡蛋全放进一个篮子/篮子掉到地上，鸡蛋摔破/我也会提着空篮子”地孤注一掷。由此可知诗歌写作对于臧海英而言，事实上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
迄今为止，臧海英已公开出版了三本诗集，依次为《出城记》《战栗》《一个声音离开了合唱团》。这三本诗集的共性之一，即均带有或浓或淡的苦涩味道。其苦味的源头来自于臧海英所承受的“生存的压力，内心的迷茫，精神的孤独”，并“一度到达了极限。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承受不住了”（详见诗集《战栗》后记）。笔者无从揣测臧海英经历了什么，仅是从其诗行间能感受到一种让人揪心的绷紧的力，还有无助感。这让笔者无端地联想起幼年求学时，视力不好的父亲为我筹集几元钱的体检费，但跌跌撞撞了一上午而分文未借得的那种近乎绝望的内心感受。此种绝望感，将会伴随笔者的一生。有了这种生活的体验，再读臧海英的诗时，就多了份理解。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生活有时犹如烙铁，在不同人身上会烙下深浅不一的印痕。而它给予人的影响远非仅为物质方面，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上的。
有句俗谚说，上帝在关上某个人门的同时，也会顺手为其打开一扇窗。对于臧海英来说，生活可能会让她闭嘴，但诗不会。她用诗歌不但抚慰了深陷于生活窘境中的自身，还在此方面努力实现了精神上的突围。就如她在《夜色如墨》一诗中所写：“夜色如墨哦，我唯有一次次擦亮火柴。”
2
《出城记》诗集，可以称得上是其实现突围后的首次自我小结。这个诗集名称，也是一种较为恰切的概括。坦率地说，由于是刚刚突围“出城”，故在该本诗集中的大部分诗作还处于较为生涩的状态，苦涩的味道尤为浓郁，仿佛诗中的每个字词都是于苦水里浸泡过的。而且在笔者阅读时，词语“内部的忧伤，慢慢渗出来”，感觉也较为压抑。这种感受和我在阅读与她年龄相仿，并同时参加诗刊社组织的第32届青春诗会的另一女诗人肖寒的诗作时，大抵相当。
另从所写题材上观之，除部分亲情之作外，更多的是写眼中所见。在语言表达上，亦处于偏晦涩的探索阶段，犹如她无法把控的命运。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佳作有《在海边》《囚徒》《乞讨者》《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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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后的臧海英，在“陌生地，做陌生人”。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在喧嚷的人群中寻找自己的声音。尽管“它微弱，细小，有时是呼喊，有时是呼救，有时仅仅是张嘴的声音，但它是存在的”。并且，她也“越来越明白，顺从内心地活着与写作，是多么的重要。”
然而，仿佛锥刺过的生活经历有时就如基因一样顽固，并持续不断地对臧海英的诗歌写作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来自至亲的非正常离世，也有来自“窗户是别人的，墙壁也是别人的”寄人篱下的动荡不定。所有这些，她均有着眼睁睁的无奈和无力。这种经历，也成了她第二本诗集《战栗》中的主要内容。战栗，她用这个词浓缩了自己生活中诸多难以言说的部分。
笔者以为，臧海英第二本诗集中的每一首诗作几乎均可视为战栗的衍生物。读她的诗，似乎可以听到或看到她在生活重压之下的喘息、颤抖、焦虑、倾斜、疼痛，甚至是强忍着的绝望。在其诗中，这些都是被她高频使用的词汇，由此也致使其绝大部分诗作的情感基调多是灰色的。比如《寄居记》《挽歌》《荒草无边》《我那么健康》等等。所以，阅读臧海英的诗，要拥有一个能较强消化灰色之物能力的胃。臧海英就是这样，“站在自己的尖锐里/向上，向上”。她这个时期的诗作，相较于首本诗集，生涩感去除了不少。对于语言的把控也好了很多，并写出了十分经典的作品。比如《西行》一诗，笔者以为是值得反复阅读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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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臧海英参加了诗刊社组织的第32届青春诗会，由此拓宽了眼界。以此为分界线，她的诗作开始发生了很多本质性变化。从她最新出版的《一个声音离开了合唱团》诗集中，笔者以为，她的诗歌方面的变化主要集中于如下几方面：
一是更为关注自己诗歌的辨识度，也即臧海英在致力于在众声喧哗中寻找独属于“自己的声音”。就如她在《发声学》一诗中所写：“整个清晨，我都想找出这一只/在众多的声音中/努力发出属于我的”。同时，臧海英也明确意识到“在聒噪里，我已经待得太久/是时候，把自己和目光/收回来了”（详见《失明教育》）。并且，不仅“需要独自上路了/需要开拓一条新的道路”（详见《中途下车》），更需要“在内心的废墟上，建一座寺庙”（详见《在城南寺庙》）。
臧海英的开拓新路或者说是寻找自己声音的过程，在《星空下》《画鹤》《疑问》《偷生记》等诗作中均有所体现。在此期间，她有过“无法描述星空的沮丧”，也有过“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的困惑，甚至萌生过“腐朽的愿望”，但最终“又被生活/找了回来”。
另从这本诗集的命名上，也清晰反映了臧海英在此阶段的诗学追求。自发及主动地寻找独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是一位诗人走向成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二是随着她与生活之间“紧张关系”的缓解，弥漫在其诗作中的那种极为浓郁的苦涩味道减淡了很多。虽然曾经苦难的命运犹如影子“还好好地在脚边/走过去后/还好好地跟着我”，但随着时间流逝和生活境遇的改变，她这个执意“出走者”已逐渐“习惯了疼痛，如同习惯了风吹”。“每天面对绝境，渐渐地，就不是绝境了”。就如她在《沉默》一诗中所写“多年后想起这些，我已没有悲伤”。曾经“艰难的攀爬/也只是作为一项记忆，偶尔被提起来”（详见《空楼梯》）。“我反身，观察自己的痛苦/它们那么小，多么不值一提”（详见《致软弱》）。
从臧海英这一阶段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她正努力向过去告别，她所“改变的不是生活/是内心”。虽然“还是不合时宜/只是以前是被动的，现在是主动”（详见《冰川纪》）。尽管她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还存在着较强的对峙和冲突，《作为人的证据》《救援》等诗即是较为妥帖的例证。就如她在《喜鹊与鸽子》一诗中所写：“只是我仍旧常常面临，在鸽子与喜鹊之间选择/天空，则同时飞着喜鹊与鸽子”。但无论如何，当其诗作中不再过于频繁地出现喘息、颤抖、焦虑、倾斜、疼痛这些让人极为压抑的词汇，而是飞入了喜鹊及鹤等意象时，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可喜的变化。
笔者以为，在她这一时期诗作当中所体现的纠结和冲突之特征，可用其所写的《存在与消逝》一诗的诗题予以概括。
三是诗歌写作题材的日益丰富化。臧海英的绝大部分诗作多是取材于个体的人生处境，故可将其称之为生活的记录者或叙述者。在她的前两本诗集中，这种“生活型诗歌”的特征尤为凸显。而在《一个声音离开了合唱团》这本诗集中，明显可以看到其诗歌题材有了某种程度的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日常往返录》，而是开始从生活的窗口向更远的地方进行眺望。比如《飞天》《天门山》《滇南路上》等等。
四是在诗歌语言及表达技巧上，也更趋于成熟。从《画鹤》《星空下》《眺望》《致软弱》《安妮》等诗中，可以看到在她这一时期的诗作中，语言的精准、明晰和干净度，以及诗歌的表达技巧方面均有了较大的提升。其中，《画鹤》一诗可以称得上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作。
此外，臧海英的诗作在语言表述上还带有较强的自语式特点。此种语言风格的形成，固然有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也与由生活环境所致的个人性格有密切联系。比如从《囚徒》《甩鞭子的人》《面壁者说》《颤抖》《怀疑》等诗中，不难想象出现实中的臧海英在性格上似乎应属于敏感、内向并兼带些偏执的类型。不善于与外人打交道的内向性格，以写诗减压及慰藉自身，不足为奇。正如她在《战栗》诗集后记中所写的那样，“生活让我闭嘴/诗，让我表达”；“在别处没有的，诗歌给我了。无关金钱，无关名利。我视之为力量”。但这种更倾力于关注个人情感上的倾诉，而不与外界互通的单向性和封闭性，也易于造成其在诗歌的格局及境界方面过于狭小的缺陷。笔者以为，这也是应引起诗人臧海英高度警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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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整体上回看臧海英的诗作。笔者以为，将其称之为苦吟型诗人应是恰当的。也即她是在努力将生活强塞给她的苦难熬制出诗意，故其诗作中才带有挥之不去的苦涩之味。虽然在其近期诗作中有所减淡，但也只是减淡而已。同时，其诗作中过于绷紧的力也未得到根本性好转。故，在阅读其诗作时的心情并不轻松，时时有种紧张及缺乏必要的舒缓感。在笔者看来，如果在诗歌内部一直处于这种“紧张关系和对峙对抗状态”，就不再单纯是阅读上易致疲累之事了。而更大可能，会让诗歌不堪重负，进而会影响诗歌写作向更远更深处轻装前行的进程。
其次，在诗歌写作的视野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对于臧海英而言，“一个声音离开了合唱团”，还尚处于其自发追求的理想层面。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之间，还间隔着或许并不短于德州至北京的距离。而视野的打开，不再局限于眼前这一狭小空间，应是其诗歌走向更为广阔之境的必要前提。
无疑，诗歌写作已成为了臧海英生命中的一种需要，是其精神支柱、声音和尊严。她在将生活的苦难熬制成诗歌的过程中获得了抚慰，但又不满足于这一状态。这么多年，她始终坚持“站在自己的尖锐里/向上，向上”。笔者以为，在诗艺上的突围有时很像于黑暗中的四处摸索，相信不乏韧性的臧海英定能找到她所希望的，隐藏于黑暗中的开关。
2021.12.25 上午 初稿
2021.12.25 晚上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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