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对“在境”的诗化处理：从雪鹰诗集《安魂曲》展开

百定安


将自己的诗集取名《安魂曲》，雪鹰一定有自己的考量。它取自莫扎特，但又超越单纯用于超度亡灵的弥撒曲。这在其中的一首同名诗中已经有所显示。《安魂曲》一诗的时间背景，是“夜不是夜/昼不是昼”的“四点”。这个时间点颇有某种象征意味。而在“四点”聆听《安魂曲》，不仅是“安放你的亡魂”，也是安放“我的游魂”。这种游移性，表明精神常常展现出一种无枝可依的乌鹊的状态。它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区分一个人”身体在场“的”孤单“与精神游离于”群众“的“孤独”的问题。

当下诗歌的诸多严重分化，表面上看是修辞，实则是一种写作立场。它们不仅分化为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的“媚俗”，也分化出无数像法国哲学家阿隆指出的那种精明世故、看似介入的“局外人”；不仅分化出许多“两面人”的表达方式——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又以反对者的口吻表达一次——，也分化出直面现实然而意气用事、观念统领的无修辞写作。诗歌生态在波诡云谲的诗歌观念与波澜汹涌的诗歌行动中被大肆污化。

“于是
缄默，便成了传统智慧
成了君子，或者蝉们
延喘的法宝。不知春风过后
六月里，是否
还有争鸣的声音”。

雪鹰的诗提供的始终是一种生存与精神的“在境”。但如何以诗的方式处理物象与人文之境，则需要诸多诗艺内外的能力。从其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了某种正直的力量，但正如许多直面现实的诗人一样，当下的这一类诗歌，不得不进入一种隐喻（曲喻）时代。一个诗人，如果摈弃使用明喻的抒情，那就只能进入隐性的叙述。在此，我想说的是，“笔墨当随时代”，不是追随时代，而仅仅指向我们与时代处于同一个时刻，然而并不一定要与时代同行。如果仅仅强调跟随时代，诗人的作品是可疑的，因为那样的“时代”是未被过滤、未被思考、未被沉淀的所谓“时代”。引用苏格拉底的说法：“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同样，未经过滤与思考的诗歌，很可能由于缺乏本质的“真实”而不值一读。它们不过是堆砌起来的一堆原木。

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将现代诗歌语言的艰涩归之于我们的”文明涵容着如此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诗人可能变得不得不艰涩“。也许艾略特是对的，也许我们可以将诗人对现实的理解力，理解为对现实的过滤与辨析能力，因而语言在抽象化中变得简括（正如古希腊人发明了数学的抽象一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不做出任何对于清晰写作的努力。我们读到的许多”艰涩“的诗歌，不少并非因为必需，而仅仅是因为自身的语焉不详而人为造成的艰涩。总之，过滤就是选择，就是重构，缺乏了这些，那些所谓”看得见"的事物，就不过是进入傻瓜相机、未经选择的一个原始画面。事实本身是没有诗意的，它具有直接、粗糙和原生的特征，而只有通过高超的叙述能力，才能提炼出事实中存在的诗意。

在《弧度》一诗中，大致可以认出雪鹰对于诗写现实的态度：“需要一种弧度/然后弹起”。“弧度”在此表达的是一种技术而非态度，其目的在于更加有力的“弹起”。这种“弧度”是由于两种无时不在的冲突造成的弯曲。它取决于诗人对“在境”的认识，从而在诗中对此进行重新“个人命名”。雪鹰的诗，有一种底色，即更加倾向于某种黑暗意识：

“你的睡眠，
你的眼里有同样的黑暗”

正如诗人在《转换》中所展示的，阿Q的时代过去了，但阿Q却一直活在我们中间，或许，我们自身——在身心两方面——脑后仍挂着阿Q的一根辫子。在这一点上，诗人对于社会进化的效果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

然而这种黑暗意识，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单纯以诗的色差辨别诗人对于生活是否热情，从而轻率地将其归入某种尼采式的悲观主义，反倒更加充满赤子之心。诗人似乎更像是站在暗处而心中藏着太阳画片的人。他们有不安、惶惑甚至惊恐的时刻，但却从不认为人会永久陷入至暗的时刻。

“而对于坐在黑暗中的人
有一颗星就足够了”

诗人的写作，不过是种种矛盾之间的相互对峙、彼此拔河罢了。诗歌亦不过是语言与精神撞击时制造的修辞罢了。具体于个人，则因品质不同——例如铁与铁，会爆发出铁铺里迸裂的火星，而铁器钻木，则只是冒烟——而显示出不同的效果。正如诗人在《左右》一诗中所写的

一生中，不知道给自己
出了多少难题“

左边在说服右，而右边在抵抗着左。诗人不过是在艰难地”从满脑的线头里“，试验性地“想捋出一汪清水”。这单纯的愿望，却“磨砺了我，整整一生”。诗，即磨砺，它的上一句是磨刀石，而下一句很可能就是刀锋。这也是现代汉诗的平仄之法。又或许，像本诗集的名字一样，希望通过艺术手段，使动荡归于宁静，像一对恋人的执手相握，五个手指是一首五言绝句、两只手写着同题之诗那般，最终达致某种和谐。

雪鹰的诗以前给我的印象是装在布袋里的锥子。他经常喜欢使用铁、鹰、刀、乌鸦一类的意象为自己的思想塑形（正如他使用的笔名”雪鹰“）。以我多年的阅读经验，一个人诗里簇集的某种（某类）意象，正是散落于诗中的意义密码（也可称之为“词汇学线索”）。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集合的象征物。然而，读完《安魂曲》，我们却感到，雪鹰在一直提醒我们，在硬度意象之外，完全可以以另一种语态表达刚性、理智以及思想的深度，传统的咏物与情景交融之法并不过时，思想完全有可能通过正确的修辞，将之建立在意象与叙述之上，从而不至于突破诗人自己所说的诗的底线：要有“回味”。思想绞合意象，与单纯的思想绞合思想，正是诗与非诗的分界之一。

我曾经在《作为持续性写作的诗歌》一文中，提及一个观点：一个诗人欲要保持可持续写作的能力，就必须置身于现实之中，并找到诗歌与现实的对立关系（其次是注意防范修辞力的弱化与重蹈），如同希尼夸奖奥登那样，“奥登给他那个时代的英语写作导入了一种对当代事务的关注，从前那是被忽视的。”艺术的庄重感在于其有良心的要求。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去幻想设定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存在，问题在于发现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看待雪鹰之诗，我们就可以怀着坚定而欣悦的期待。

2021．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