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精神切片
——对卢圣虎一些诗的观察

浮石


1

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徒对四壁
适度的低头也是无援，唯有默认
心怀恻隐势必楚歌四起
举起拳头又放下，逼上梁山又能如何
翻遍古书找不到答案
于是溯源，想起莲及故乡的作物
淤泥为背景,离岸最近的最先被采摘
夏末只现残荷，成熟苟活一季
有了花或果实注定蒂落
蔚蓝映着绿野，天空如大地之檐
仍然容不下随风起舞的麦穗
这样的时刻让我心灰意冷
一箪食一瓢饮，生易行难
少不了周而复始的盛开和衰败
抬头是虚远的天,埋首是沉默的泥

——《莲及故乡的作物》

诗人2019年5月1日的这首诗令我哽咽！触动我的是令人“心灰意冷”的窘迫和无援，是诗人喟叹“生易行难”的苟活与隐忍。2019年初夏，诗人在许多人的不解和担忧中告别稳定的上班生活，自己创业。他“一面尽力避免与压抑的过去相见，一面以高度的耐心奔波于某个可能的微利场，由此成为一个半隐半现之人。”这首诗应该是他谋划创业初始回到他的出生地，目睹眼前的一切而勾起对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回忆以及即将开始未知前程的创业之时所作。

时代是外衣，诗歌是骨架。诗歌的骨架上都有时代的外衣。这就是出生地在那个时代给诗人的童年和少年披上的外衣。

2

与人交往，我在意的是性相近，趣相投。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与因诗的相遇、纯粹的交往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曾在诗人的公众号（三味诗文2021-03-18）读到诗人的散文《老屋往事》，得知诗人于上世纪70年代在洪湖戴家场镇潭湖渔场出生。面对“徒对四壁/适度的低头也是无援，唯有默认/心怀恻隐势必楚歌四起”中，考取镇重点初中、高中，直到以洪湖县高考文科榜眼的身份进入武汉大学，毕业后到《黄石日报》工作，离出生地愈来愈远。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海德格尔），诗人的童年及少年时光的记忆，并不美好。如果出生地就是故乡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故乡对于诗人卢圣虎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之乡。所谓“故乡”，于诗人卢圣虎而言，更多地指向是其性格及思想雏形的诞生之地！

2019年秋天，诗人再次回到洪湖：走到洪湖/我就不想再走了//走再远都是别宫跑再快也快不过头顶的星云//我不想再走了,就呆在原地/青春可笑老境无求/我不想再失去散落的童年//在洪湖,荒野也是那么熟悉/邻家的柿子树有天然的荫凉/总有一条沟渠流着同样的血液/我的乳名就是炊烟袅袅//走到洪湖/我不想再走了/这里应有尽有/这里已足够我想象(《洪湖》)。诗人在此期间可能有从“铁肩担道义”的无冕之王到为稻粱谋的创业期的不适，有“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惑，使得诗人“不想再走”了，他《傍晚在田埂散步》，看见“如今已是废弃的田埂”却是他“一条儿时常走的路”，他想起那时“要穿过麦地才见识空旷”。他的“麦地”是“以前我认为窗外就是梦想”的磨难和挣扎纠结之地，他的“空旷”是心中萌发的梦想，他要挣脱一种无形的桎梏，努力“穿过”才得以“见识空旷”的外面世界！

他想起在那个时代“懂事起，就是弟妹身前的一面墙/只有一人能拥有谋生的钢笔，你让给了我”（《致兄长》）的兄长，想起父亲和年幼的妹妹：“妹妹那时很小应该还没有上学/有人啃着甘蔗经过我们家/几块皮丢弃在路边/趁人走远,她捡起来/偷偷咀嚼/这一幕被父亲看见/当即教训了她一耳光/妹妹不敢哭/我在门前发呆了好一阵子/那个天空如洗的夏日/总让我想起脸和甜”（《一块甘蔗皮》），沉默寡言的父亲葆有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从此给诗人的童年刻下了深深印记。在《洪湖》使得诗人在“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思索中，有了不管前路有多漫漫都要勇往直前的决绝，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坚韧前行定会“直挂云帆济沧海”。

3

2022年重阳节，应诗人之邀我来到其老家——潭湖村。一排统一的居住点上，二三十户人家，只有几户人家敞着门，看见的是留守的老人和小孩。特别是看到一户人家门前在简易轮椅上的一位脑瘫少年，面对我们几位陌生人时手舞足蹈的欣喜，我有一种被刺痛的酸楚，立马转眼望向他门前的蛾眉豆架上依然开着的零星淡青色的小花和尚未采摘的蛾眉豆，丝瓜架上留着来年作种子的老丝瓜在寒风中与枯藤不离不弃。我很难想象出上世纪70年代偏远、贫瘠、落后的潭湖村的模样。那天云层灰暗低沉，夜宿离诗人老家十几里的戴家场镇上的一家旅店，想起诗人的童年及现今，我夜不能寐。那晚风声很响，遂写下《夜宿戴家场》：“这是洪湖的一个小镇/四周开阔、宁静/透过窗玻璃/可以看见远处村庄零星的灯光//厚重的云层之上/月亮在磨刀/它在将隐藏的部分擦亮/嚯嚯之声，一阵紧似一阵”。

诗人家成分不好，在村里人单势弱。诗人在自家门前一个不大的禾场上和要好的小伙伴们下田字棋、捏泥巴、打珠子、滚铁环，或者玩摔跤、打仗、捉迷藏的游戏，因家里一颗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的桃树，引起与隔壁家的激烈冲突而结束。

父亲为尊严而战、在愤懑中的阻拦而受伤的祖母、拼尽全力护住孩子们免受伤害的母亲、冷漠围观的乡邻，这些场景成为儿时（那时诗人也就五六岁）记忆中最灰暗的部分。

诗人的母亲是那个时代的知青，受母亲爱看书的影响，从小就对图书有天然的好感，甚至饥饿感。家里唯一的两本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小学期间就不求甚解地通读了多遍。虽然是“不求甚解”，但书中那些性格鲜明的各路豪杰、忠义仁勇的英雄，就留在了诗人幼小的心灵里。

这些在其童年里就形成了只有坚韧、顽强、努力，才能变得强大的思想意识，也是诗人的精神原型。

4

诗人从童年的磨难中出发，在“请让我做完整的梦/再使我燃烧/这节烟花的末梢/等着仪式献上自己/夜越深/火焰越灿然”（《请让我做完整的梦》，诗集《或许与你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中蜕变，像“一只夏虫为了解脱/躯壳攀爬不止，余音振于腹中”（《蝉把最美的乡音给了炎夏》），“我认为飞蛾是死不开口的鸟/它的声音只在极静的时刻说给自己听/那也是它的殉葬之时/凭一对软弱的翅膀，洒下/银白的齑粉，一心投入火中/或者说向往一丝光明/这样的执著常被讥讽为不自量力/我仍然认为飞蛾/才是会飞的鸟”（《飞蛾》）。

我一直在推测诗人是何时开始诗写的。按照诗人童年的经历以及他有一位爱阅读的母亲，加上个人的天资聪颖和敏感，面对磨难压抑的童年在心中的淤积，一定有要找到一个出口的愿望。我估计应该在诗人心智开始慢慢成熟的时期。从我平台《抛物线的另一端》“1990年代诗选”栏目第一次向诗人约稿，从他和诗一起发来的随笔《拯救属于自己的历史》中，印证了我的推测：诗人在高中时代就加入了学校“萃竹”文学社，并且开始了诗写：

1988年或者更早一些，我开始写诗，确切地说，是一些分行的散文。朦朦胧胧，似乎是年少时的一种本能。那时对诗歌的认识仅限于行距之间的跳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因为家境出身不好，那些分行的文字多少带有少年维特式的忧郁，当然结语自然很阳光。我不知道这种早熟的气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的个人理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忧郁而带有憧憬的状态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1992年秋进入武大历史系，加入武大浪淘石文学社。从诗人2017年10月29日撰写的《珞珈岁月：用激情照亮一段历史》（见公众号“青岛珞珈咖啡” 2017-11-21 ）一文中的描述，可以得知诗人在武大度过了非常充实而留有美好记忆的时光：

以古竹（胡小良）为首的浪淘石文学社一帮人似乎成了学生中最忙的人。除了筹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诗赛外，还干了几件风光无限的事：一是浪淘石文学社成立了分社“新管子”和“汉江流”，并分别以“浪淘石”名义出版了文学副刊，扩大了文学社的校园影响力，据说当时社员达到300人之众；二是邀请校内外著名作家、评论家来武大讲座，如当时知名文学刊物《大家》主编李巍、《今日名流》主编方方及当红作家苏童、格非、张炜等，还有於可训、昌切等教授、评论家。场场爆满，吸引力丝毫不逊经济、管理等实用讲座；三是以“浪淘石文学社丛书”的名义自印学生诗文集。算上古竹（胡小良）的《莫欺少年一时穷》，我们先后又无比自恋地推出了四本小册子：我的诗集《鱼光灿烂》、秦志勇的散文集《光与灰尘》、舒原的小说集《欲罢不能》及古竹（胡小良）、我、秦志勇合著的文集《三生石》。这套丛书的自印出版，在校内外反响较大，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均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四是融合浪淘石文学社、大学生通讯社等力量，组建了“风雨同舟武大郎”（“武风”胡如平，“武雨”古竹，“武同”陈明明，“武舟”周旋）文学工作室，集策划、写作、宣传包装及经营等于一体，与校报、省内媒体及杂志社联手，如《知音》《今日名流》《芳草》等，广泛推介武大，集中展示武大校园文学实力。

从心理学角度看，童年时期的阴影可能会影响成年后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和个人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和谐与否有很大关系。在武大求学时期，诗人个人潜意识被集体无意识所激发所唤醒，从诗人不同时间段对诗歌的认知中可以找到答案：

很多时候，写诗于我而言就是一种自我缓解或观照，它充满了对生活的不适应和对快乐的不满足，完成之后心下释然。（诗集《天籁中的偶然·跋》2005.10.18）

置身车轮滚滚的时代，我越来越认识到，写诗是一件私密活计，再怎么声色日常，再怎么搭台哗众，也是小众的，那种希望新诗妇孺皆知的大众观念既是天真的，也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写诗有多么高贵，与很多需要穷尽一生的物质追求相比，写诗无疑孤冷而清贫。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寄托，一种念想，甚或一根续命稻草。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心安。（诗集《或许与你有关》跋2018.10.9）

有人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断认识自己。通过诗，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忠实而智慧地记录下自己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感、所得所失、所善所恶，就是对自己的观照，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偿还。诗，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迈入中年，仍在奔波，有了诗，就有了记忆；有了诗，就有了趣味；有了诗，就有了世界。（随笔《写出即是完满》见公众号“抛物线的另一端”2021-12-16）

不要指望诗能给予额外的赏赐，能让你觉出生命的生机，其实是最好的馈赠。于我而言，诗就是这样：让我静，安心，并感到由衷的快乐，足矣。（诗集《边上》后记2023.11.8）

作为武大“珞珈诗派”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他在不断修正中完善自身并且一直保持着对生活、对生命、对时代的细腻而真实的感受：“诗于别人，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于我，是独一无二的天赐美物，就像一个人的姓氏和基因，它是我有别于任一他人的生命代码，是快乐或悲伤的私密驿站，是一次次喘息至窒息后的深呼吸”。

5

我们说到流逝的光阴，都会有“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李商隐）之感。

诗人从“以前我一样在窗前无所事事/以前我认为窗外就是梦想”（《以前我一样在窗前无所事事》）的童年，到《中年》“走进熟悉的雨中/已无故人/淌起这片滞留的滂沱”，他在想《那些失联的人都去了哪里》：

一个人实在没有乐观的资本
比如此刻，在地球某个角落
我的脑海会无端冒出一些人
曾构成我呼吸中的重要部分
像一本书缺了几页，我记得
他们的名字，却早已没有了
消息。走散的他们去了哪里
我陷入莫名的牵挂之中，在
人间，每天的陌生好于过客
让我释然，像悲喜从未发生
孤独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来
或者去，都有未知的圆和缺

面对纷繁的世界，世界里的万事万物，诗人都怀着一颗慈善之心，似乎世界上所有的不幸都是自己的不是，这得有多大的担当多大的胸怀：“当我清理前世/余生便只剩忏悔//我相信风雷从不袭击慈善/落叶永远在飘/除了我,万物是如此无辜”（《除了我,万物如此无辜》）。诗人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寒梅,像竹子,像任何一株浅草,像昙花/像不停后撤的云,又像过河之卒”（《自画像》）。

“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活在别人的认为里。那把后半辈子还给你自己、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荣格），所以他审视一种《同》：“有血缘的同,有地缘的同/有一床一桌一窗一门的同/有经历的同,有形而上的同/甚至同年同世同尘同光/擦肩而过总有缘起/一世回眸更易共情，在找寻中“但凡遇见一种“同”/我便无比欢欣/就如李姓村的花草/与我感受同一段时空/等来季节就会彼此盛开。”

人的性格形成一则来自遗传因素，二则来自童年所处的外部（时代）和内部（家庭）环境，三则来自所受教育和学习，四则来自人生阅（经）历。第一点是与生俱来的，第二点尤其重要；第三和第四点，是在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基础上在不断成长中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获得的。

“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荣格）。所谓的“文如其人”其本质仍是其骨子里的善与恶及后天所获得的“三观”所决定的。

想起诗人在1993年秋天从武大校园一家书店，花两天的伙食费4元钱淘得由诗人南野主编、出版已过半年的《把青青水果擦红——中国新时期现代诗•湖北卷》时如获至宝。从中读到我的那些诗及那句“诗人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独行客。真正的诗人应该忍耐（而不是忍受）生存的孤独与世俗的摧残”时，似乎就注定了我们今生一定会相遇。26年后，我们在荆州古城相遇，我确信我们都是具有我认为的诗人应该具备的品格：温暖、良善、独立、思索；拒绝暴戾、虚妄、盲从、市侩！从此我相信了世界上真的有另一个自己存在的传说！

历经磨砺，诗人懂得了退守和舍弃，这是一种通达和透彻，远离一种喧嚣，维护心中的良善坚守初心，诗人看见《出门的蚂蚁大多死于非命》，自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我选择深居/不与蚂蚁为敌”。在与世界和自己达成和解后，诗人归于澄明“慢慢变得无语/只在吃饭的时候开口说话/嘴的另一个功能我得满足它/我不停消化一些死亡/那些无辜的食物/生来就是哑巴/此刻,我/写下这些句子/向养活我的它们致歉/一个时代听不到的抽泣/或看不懂的口型/一定是遗言”(《无语》）。

读完诗人的诗集《边上》，掩卷立于窗前，虽然不见月光，但我相信月光就在寒冬的云层之上，感觉到“那块月光下熟睡的玉/一直被我们紧攥着”（《心照不宣》）,顿觉遗言尚早，仍需在自省中不断完善、修正和补充。那么，就让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吧。

一个人的精神切片
——对卢圣虎一些诗的观察

浮石


1

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徒对四壁
适度的低头也是无援，唯有默认
心怀恻隐势必楚歌四起
举起拳头又放下，逼上梁山又能如何
翻遍古书找不到答案
于是溯源，想起莲及故乡的作物
淤泥为背景,离岸最近的最先被采摘
夏末只现残荷，成熟苟活一季
有了花或果实注定蒂落
蔚蓝映着绿野，天空如大地之檐
仍然容不下随风起舞的麦穗
这样的时刻让我心灰意冷
一箪食一瓢饮，生易行难
少不了周而复始的盛开和衰败
抬头是虚远的天,埋首是沉默的泥

——《莲及故乡的作物》

诗人2019年5月1日的这首诗令我哽咽！触动我的是令人“心灰意冷”的窘迫和无援，是诗人喟叹“生易行难”的苟活与隐忍。2019年初夏，诗人在许多人的不解和担忧中告别稳定的上班生活，自己创业。他“一面尽力避免与压抑的过去相见，一面以高度的耐心奔波于某个可能的微利场，由此成为一个半隐半现之人。”这首诗应该是他谋划创业初始回到他的出生地，目睹眼前的一切而勾起对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回忆以及即将开始未知前程的创业之时所作。

时代是外衣，诗歌是骨架。诗歌的骨架上都有时代的外衣。这就是出生地在那个时代给诗人的童年和少年披上的外衣。

2

与人交往，我在意的是性相近，趣相投。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与因诗的相遇、纯粹的交往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曾在诗人的公众号（三味诗文2021-03-18）读到诗人的散文《老屋往事》，得知诗人于上世纪70年代在洪湖戴家场镇潭湖渔场出生。面对“徒对四壁/适度的低头也是无援，唯有默认/心怀恻隐势必楚歌四起”中，考取镇重点初中、高中，直到以洪湖县高考文科榜眼的身份进入武汉大学，毕业后到《黄石日报》工作，离出生地愈来愈远。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海德格尔），诗人的童年及少年时光的记忆，并不美好。如果出生地就是故乡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故乡对于诗人卢圣虎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之乡。所谓“故乡”，于诗人卢圣虎而言，更多地指向是其性格及思想雏形的诞生之地！

2019年秋天，诗人再次回到洪湖：走到洪湖/我就不想再走了//走再远都是别宫跑再快也快不过头顶的星云//我不想再走了,就呆在原地/青春可笑老境无求/我不想再失去散落的童年//在洪湖,荒野也是那么熟悉/邻家的柿子树有天然的荫凉/总有一条沟渠流着同样的血液/我的乳名就是炊烟袅袅//走到洪湖/我不想再走了/这里应有尽有/这里已足够我想象(《洪湖》)。诗人在此期间可能有从“铁肩担道义”的无冕之王到为稻粱谋的创业期的不适，有“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惑，使得诗人“不想再走”了，他《傍晚在田埂散步》，看见“如今已是废弃的田埂”却是他“一条儿时常走的路”，他想起那时“要穿过麦地才见识空旷”。他的“麦地”是“以前我认为窗外就是梦想”的磨难和挣扎纠结之地，他的“空旷”是心中萌发的梦想，他要挣脱一种无形的桎梏，努力“穿过”才得以“见识空旷”的外面世界！

他想起在那个时代“懂事起，就是弟妹身前的一面墙/只有一人能拥有谋生的钢笔，你让给了我”（《致兄长》）的兄长，想起父亲和年幼的妹妹：“妹妹那时很小应该还没有上学/有人啃着甘蔗经过我们家/几块皮丢弃在路边/趁人走远,她捡起来/偷偷咀嚼/这一幕被父亲看见/当即教训了她一耳光/妹妹不敢哭/我在门前发呆了好一阵子/那个天空如洗的夏日/总让我想起脸和甜”（《一块甘蔗皮》），沉默寡言的父亲葆有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从此给诗人的童年刻下了深深印记。在《洪湖》使得诗人在“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思索中，有了不管前路有多漫漫都要勇往直前的决绝，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坚韧前行定会“直挂云帆济沧海”。

3

2022年重阳节，应诗人之邀我来到其老家——潭湖村。一排统一的居住点上，二三十户人家，只有几户人家敞着门，看见的是留守的老人和小孩。特别是看到一户人家门前在简易轮椅上的一位脑瘫少年，面对我们几位陌生人时手舞足蹈的欣喜，我有一种被刺痛的酸楚，立马转眼望向他门前的蛾眉豆架上依然开着的零星淡青色的小花和尚未采摘的蛾眉豆，丝瓜架上留着来年作种子的老丝瓜在寒风中与枯藤不离不弃。我很难想象出上世纪70年代偏远、贫瘠、落后的潭湖村的模样。那天云层灰暗低沉，夜宿离诗人老家十几里的戴家场镇上的一家旅店，想起诗人的童年及现今，我夜不能寐。那晚风声很响，遂写下《夜宿戴家场》：“这是洪湖的一个小镇/四周开阔、宁静/透过窗玻璃/可以看见远处村庄零星的灯光//厚重的云层之上/月亮在磨刀/它在将隐藏的部分擦亮/嚯嚯之声，一阵紧似一阵”。

诗人家成分不好，在村里人单势弱。诗人在自家门前一个不大的禾场上和要好的小伙伴们下田字棋、捏泥巴、打珠子、滚铁环，或者玩摔跤、打仗、捉迷藏的游戏，因家里一颗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的桃树，引起与隔壁家的激烈冲突而结束。

父亲为尊严而战、在愤懑中的阻拦而受伤的祖母、拼尽全力护住孩子们免受伤害的母亲、冷漠围观的乡邻，这些场景成为儿时（那时诗人也就五六岁）记忆中最灰暗的部分。

诗人的母亲是那个时代的知青，受母亲爱看书的影响，从小就对图书有天然的好感，甚至饥饿感。家里唯一的两本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小学期间就不求甚解地通读了多遍。虽然是“不求甚解”，但书中那些性格鲜明的各路豪杰、忠义仁勇的英雄，就留在了诗人幼小的心灵里。

这些在其童年里就形成了只有坚韧、顽强、努力，才能变得强大的思想意识，也是诗人的精神原型。

4

诗人从童年的磨难中出发，在“请让我做完整的梦/再使我燃烧/这节烟花的末梢/等着仪式献上自己/夜越深/火焰越灿然”（《请让我做完整的梦》，诗集《或许与你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中蜕变，像“一只夏虫为了解脱/躯壳攀爬不止，余音振于腹中”（《蝉把最美的乡音给了炎夏》），“我认为飞蛾是死不开口的鸟/它的声音只在极静的时刻说给自己听/那也是它的殉葬之时/凭一对软弱的翅膀，洒下/银白的齑粉，一心投入火中/或者说向往一丝光明/这样的执著常被讥讽为不自量力/我仍然认为飞蛾/才是会飞的鸟”（《飞蛾》）。

我一直在推测诗人是何时开始诗写的。按照诗人童年的经历以及他有一位爱阅读的母亲，加上个人的天资聪颖和敏感，面对磨难压抑的童年在心中的淤积，一定有要找到一个出口的愿望。我估计应该在诗人心智开始慢慢成熟的时期。从我平台《抛物线的另一端》“1990年代诗选”栏目第一次向诗人约稿，从他和诗一起发来的随笔《拯救属于自己的历史》中，印证了我的推测：诗人在高中时代就加入了学校“萃竹”文学社，并且开始了诗写：

1988年或者更早一些，我开始写诗，确切地说，是一些分行的散文。朦朦胧胧，似乎是年少时的一种本能。那时对诗歌的认识仅限于行距之间的跳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因为家境出身不好，那些分行的文字多少带有少年维特式的忧郁，当然结语自然很阳光。我不知道这种早熟的气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的个人理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忧郁而带有憧憬的状态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1992年秋进入武大历史系，加入武大浪淘石文学社。从诗人2017年10月29日撰写的《珞珈岁月：用激情照亮一段历史》（见公众号“青岛珞珈咖啡” 2017-11-21 ）一文中的描述，可以得知诗人在武大度过了非常充实而留有美好记忆的时光：

以古竹（胡小良）为首的浪淘石文学社一帮人似乎成了学生中最忙的人。除了筹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诗赛外，还干了几件风光无限的事：一是浪淘石文学社成立了分社“新管子”和“汉江流”，并分别以“浪淘石”名义出版了文学副刊，扩大了文学社的校园影响力，据说当时社员达到300人之众；二是邀请校内外著名作家、评论家来武大讲座，如当时知名文学刊物《大家》主编李巍、《今日名流》主编方方及当红作家苏童、格非、张炜等，还有於可训、昌切等教授、评论家。场场爆满，吸引力丝毫不逊经济、管理等实用讲座；三是以“浪淘石文学社丛书”的名义自印学生诗文集。算上古竹（胡小良）的《莫欺少年一时穷》，我们先后又无比自恋地推出了四本小册子：我的诗集《鱼光灿烂》、秦志勇的散文集《光与灰尘》、舒原的小说集《欲罢不能》及古竹（胡小良）、我、秦志勇合著的文集《三生石》。这套丛书的自印出版，在校内外反响较大，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均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四是融合浪淘石文学社、大学生通讯社等力量，组建了“风雨同舟武大郎”（“武风”胡如平，“武雨”古竹，“武同”陈明明，“武舟”周旋）文学工作室，集策划、写作、宣传包装及经营等于一体，与校报、省内媒体及杂志社联手，如《知音》《今日名流》《芳草》等，广泛推介武大，集中展示武大校园文学实力。

从心理学角度看，童年时期的阴影可能会影响成年后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和个人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和谐与否有很大关系。在武大求学时期，诗人个人潜意识被集体无意识所激发所唤醒，从诗人不同时间段对诗歌的认知中可以找到答案：

很多时候，写诗于我而言就是一种自我缓解或观照，它充满了对生活的不适应和对快乐的不满足，完成之后心下释然。（诗集《天籁中的偶然·跋》2005.10.18）

置身车轮滚滚的时代，我越来越认识到，写诗是一件私密活计，再怎么声色日常，再怎么搭台哗众，也是小众的，那种希望新诗妇孺皆知的大众观念既是天真的，也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写诗有多么高贵，与很多需要穷尽一生的物质追求相比，写诗无疑孤冷而清贫。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寄托，一种念想，甚或一根续命稻草。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心安。（诗集《或许与你有关》跋2018.10.9）

有人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断认识自己。通过诗，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忠实而智慧地记录下自己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感、所得所失、所善所恶，就是对自己的观照，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偿还。诗，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迈入中年，仍在奔波，有了诗，就有了记忆；有了诗，就有了趣味；有了诗，就有了世界。（随笔《写出即是完满》见公众号“抛物线的另一端”2021-12-16）

不要指望诗能给予额外的赏赐，能让你觉出生命的生机，其实是最好的馈赠。于我而言，诗就是这样：让我静，安心，并感到由衷的快乐，足矣。（诗集《边上》后记2023.11.8）

作为武大“珞珈诗派”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他在不断修正中完善自身并且一直保持着对生活、对生命、对时代的细腻而真实的感受：“诗于别人，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于我，是独一无二的天赐美物，就像一个人的姓氏和基因，它是我有别于任一他人的生命代码，是快乐或悲伤的私密驿站，是一次次喘息至窒息后的深呼吸”。

5

我们说到流逝的光阴，都会有“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李商隐）之感。

诗人从“以前我一样在窗前无所事事/以前我认为窗外就是梦想”（《以前我一样在窗前无所事事》）的童年，到《中年》“走进熟悉的雨中/已无故人/淌起这片滞留的滂沱”，他在想《那些失联的人都去了哪里》：

一个人实在没有乐观的资本
比如此刻，在地球某个角落
我的脑海会无端冒出一些人
曾构成我呼吸中的重要部分
像一本书缺了几页，我记得
他们的名字，却早已没有了
消息。走散的他们去了哪里
我陷入莫名的牵挂之中，在
人间，每天的陌生好于过客
让我释然，像悲喜从未发生
孤独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来
或者去，都有未知的圆和缺

面对纷繁的世界，世界里的万事万物，诗人都怀着一颗慈善之心，似乎世界上所有的不幸都是自己的不是，这得有多大的担当多大的胸怀：“当我清理前世/余生便只剩忏悔//我相信风雷从不袭击慈善/落叶永远在飘/除了我,万物是如此无辜”（《除了我,万物如此无辜》）。诗人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寒梅,像竹子,像任何一株浅草,像昙花/像不停后撤的云,又像过河之卒”（《自画像》）。

“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活在别人的认为里。那把后半辈子还给你自己、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荣格），所以他审视一种《同》：“有血缘的同,有地缘的同/有一床一桌一窗一门的同/有经历的同,有形而上的同/甚至同年同世同尘同光/擦肩而过总有缘起/一世回眸更易共情，在找寻中“但凡遇见一种“同”/我便无比欢欣/就如李姓村的花草/与我感受同一段时空/等来季节就会彼此盛开。”

人的性格形成一则来自遗传因素，二则来自童年所处的外部（时代）和内部（家庭）环境，三则来自所受教育和学习，四则来自人生阅（经）历。第一点是与生俱来的，第二点尤其重要；第三和第四点，是在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基础上在不断成长中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获得的。

“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荣格）。所谓的“文如其人”其本质仍是其骨子里的善与恶及后天所获得的“三观”所决定的。

想起诗人在1993年秋天从武大校园一家书店，花两天的伙食费4元钱淘得由诗人南野主编、出版已过半年的《把青青水果擦红——中国新时期现代诗•湖北卷》时如获至宝。从中读到我的那些诗及那句“诗人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独行客。真正的诗人应该忍耐（而不是忍受）生存的孤独与世俗的摧残”时，似乎就注定了我们今生一定会相遇。26年后，我们在荆州古城相遇，我确信我们都是具有我认为的诗人应该具备的品格：温暖、良善、独立、思索；拒绝暴戾、虚妄、盲从、市侩！从此我相信了世界上真的有另一个自己存在的传说！

历经磨砺，诗人懂得了退守和舍弃，这是一种通达和透彻，远离一种喧嚣，维护心中的良善坚守初心，诗人看见《出门的蚂蚁大多死于非命》，自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我选择深居/不与蚂蚁为敌”。在与世界和自己达成和解后，诗人归于澄明“慢慢变得无语/只在吃饭的时候开口说话/嘴的另一个功能我得满足它/我不停消化一些死亡/那些无辜的食物/生来就是哑巴/此刻,我/写下这些句子/向养活我的它们致歉/一个时代听不到的抽泣/或看不懂的口型/一定是遗言”(《无语》）。

读完诗人的诗集《边上》，掩卷立于窗前，虽然不见月光，但我相信月光就在寒冬的云层之上，感觉到“那块月光下熟睡的玉/一直被我们紧攥着”（《心照不宣》）,顿觉遗言尚早，仍需在自省中不断完善、修正和补充。那么，就让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