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数·理：刘国安诗歌的哲学思辨

张先胜


一

新年伊始，贞下起元。元旦刚过，我收到友人刘国安的新诗集《刨花与锯末》，这是他的第三本诗集。去年暑期时候，收藏了他的诗集《梦的入口处》。一年一本集子，足见诗人近年来收获之丰饶，成果之显著。刘国安出生于沼山北麓、梁子湖南岸的一户寻常而厚道的农民家庭，通过努力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又长时间在乡村基层工作。滚在泥土里长大，坐在泥土里学习、成长，站在泥土上观察、思考，遥望诗和远方。然后，家乡的这片红土地上的山川河流、春花秋月、虫鱼鸟兽，及生活在红土地上的母亲、乡亲成为诗人叙事抒情的具象，乡愁是刘国安诗歌创作的重大母题。诗人的两部新诗集，辑录入近年来创作的215首诗作，书写乡愁的有116首，约占总篇幅的54%。而116首中，写“母亲”的有18首。

“乡愁”是一种意境，是心灵时空的动态存在，它的范围广阔无垠，与我们的哲学意象相联系。意境则是意象的排列组合、叠加升华。意象即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这里的所谓客观物象，我们称之为具象。具象做形容词时的意思是具体的，不抽象的；作名词时的意思是具体形象。

世界上不存在独立于人的思维的“纯自然”。宇宙原始，鸿蒙混沌，空空如也。空生万象的过程就是物质被定义、被命名的过程，客观物象获得“名字”的那一刻才存在。比如说，孩子出生之前，我们不能指称子宫内的“物质”，只有在母亲生产后，才可以说是个“小孩”，并进一步定义为“男孩”或是“女孩”。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所有出现的客观物象都是成功被命名的。

获得命名的客观物象我们称为具象，无数的具象组成五彩纷呈，纷繁复杂的世界。具象在一定时空内相对固定，我们认为它是客观的。其实，客观物象并不“客观”，它是能够并且事实上已经被人类不断地重新定义的。人类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诸般感觉器官获得具象，通过思辨形成意象，再对意象进行推理、解构和升华，获得意境。

诗歌存在的价值就是通过对客观物象辨别、领会，获得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我们喜欢阅读刘国安的诗，称颂他的乡愁诗，正是由于他通过审美努力，将生活图景和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形成艺术典型。

比如《烤红薯》：

一只红薯，躺在城市街口的
烤炉上大汗淋漓。他
匆匆进城，忘了带户口本，
也来不及与母亲打招呼。
一袋烟功夫，乡愁被烤糊。
瘦弱的身躯转眼间成为
一张红唇的甜点心。

芒种后的雨滴，是母亲
思念的泪花。高高的山冈上，
母亲又在栽红薯。一根根
藤蔓在阳光下延伸，母亲的
希冀也在风雨里生长。

母爱总是能装满一箩筐，
“又不知，到时有几只
红薯要进城受炼狱？”
城里的红薯叫人带了话，日子
总还得要继续，只希望村里
几个叫“苕货”的同伴
比他过得好。

诗人用精炼的语言构建出三组意象图画：城市街口的“烤红薯”、山冈上冒雨栽红薯的母亲、留在村里活成“苕货”的同伴，三组意象的牵连和融合，构成一个乡村人命运的隐喻，“泥土的母亲”满怀希冀含辛茹苦抚养成人的儿子，在城市里被生活翻转炙烤成为一只稀烂的“烤红薯”，被“红唇”嚼食的“甜点心”，然而，就地躺平会怎样呢？看看那些“苕货”就知道了，乡村人物的命运就像母亲思念的泪花，飘落在哪里结果一样，被生活蒸发。

诗人借“红薯”这一具象构成一种“隐喻”，创造出来一组意象，休姆认为“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诗与散文的区别就在意象上“直觉的语言是诗”，因为它运用意象。间接的语言是散文。隐喻就是“直觉的语言”，它精确地描绘、传达出有的意象。

《烤红薯》用一系列意象，形成形神情理统一、虚实有无协调，既生于意外，又蕴于象内的乡愁意境，完成对乡愁的命名。诗人在两本新诗集中，用沉思翰藻之文，创造出多种不同的艺术境界，多色彩、多维度、多层次地命名乡愁，表达诗人对乡土、乡村、乡亲的深深眷念和无比热爱。

二

我读过刘国安诗歌的很多评论文章，似乎很少有人谈论到诗人在语言上对数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词语”（记号）的探索。实际上，诗人的两本诗集里，像“山顶上的霞光∕一条人生的辅助线∕梦想折射苦熬的底色（《一株丹桂》）”“心神尚未安定∕‘鸡兔同笼’闯进来∕要把时光代入∕‘好个二元一次方程’（《数学联考入梦来》）”“老虎钳扭开一连串叩问交织∕铜铝线、保险丝和胶带的排列重组∕超导体与绝缘体的时空反转（《导线》）”“自呱呱坠地∕每个人都面临∕一道人生方程式∕一切或许是未知数∕期望的是绝对值∕但更多的是不等式（《人生与代数求解》）”这些对抽象的词语的具象运用的探索，是一种创新，而这种创新努力，也有足够的理论支撑。

雅各布森认为“诗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词的形式显现”。诗的本质在于表达目的的“诗歌语言（词）的形式显现”。诗歌的诗性功能越强，语言就越指向外在的现实环境，越偏离用的目的，而指向自身，指向语言本身的形式因数，如音韵、词语和句子。

瑞恰兹认为科学语言使用的是符号，而诗歌语言使用的是“记号”。诗歌语言是一种建立在记号基础上的情感语言，而科学语言则是一种符号语言。诗歌语言关注的是所唤起的情感或态度的性质，而科学语言则注重符号化的正确性和指称的真实性。科学的陈述只是为了传达信息，而不关心情感效果。因此，科学的的陈述必须具有可论证性，严格遵守逻辑规则。而诗歌语言中的陈述则是一种拟陈述。拟陈述是不能被经验事实证实的陈述。诗歌的陈述目的是为了表达情感并获得读者情感上的相信。

基于上述的观点，我们再来分析《人生与代数求解》这首诗：

自呱呱坠地
每个人都面临
一道人生方程式
一切或许是未知数
期望的是绝对值
但更多的是不等式

将理想小心翼翼
代入方程
顺风满帆时
结果有时是平方和
借助化整为零
很快求得正解
不尽如人意时
人生是多元方程
通过因式分解
可以顺理成章

人生有激流
有险滩和暗礁
生活的不定式
决定道路有多种可能
有时还需开方求根
智慧的坚持
是代数求解的钥匙
平方根有正有负
最后还在于
我们用心选择

诗歌比较集中地使用了“方程式”“未知数”“绝对值”“不等式”“代入方程”“正解”“平方和”“多元方程”“因式分解”“不定式”“开方求根”“代数求解”“正负平方根”等数学语词，很显然这不是一般的运用，而是移用，是一种修辞学上的挪移。它们不再注重概念原有的正确性和指称的真实性，而是抵达表情达意的目的。

三

西方古代哲学家，往往是数学家，如柏拉图、如亚里士多德、如笛卡尔、如康德。普林希姆认为数学不仅是演绎的科学，也是最高级的智能活力和美学体现。史密斯说：“数论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一个分支，然而他的一些最深奥的秘密与其最平凡的真理是密切相连的”。大自然的伟大著作是用数学符号书写的。人类的顶级智慧是相通的，中国古代的哲学，也是由象和数来表述和推演的。

易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之出，以象之显也。其象所示，乃数也。《易经》里的河图、洛书为特殊的数理模型。“数”在《易经》中既有哲学性的探讨，也有科学性的分析。它从现象界中形而下的数理出发，演绎推理事物的变化过程，同时也具有归纳了解形而上的原始本能。《易经》中的“理”主要指事物的内在规律和原理，象和数相互补充，通过象的直观表现和数的量化描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理为其核，象数为其表，象数合一，象中含理，理中寓象，象、数、理三者相辅相成。

诗是蕴含的生命意蕴，追求的灵心世界、对内在心灵的关注，这些都是哲学的本质内容。哲学是诗的重要因素，诗也是哲学的存在形式。因此，孔子说：“诗言志。”诗歌表达人的志向和愿望，不仅仅是文字的艺术，更是诗人内心思想、情感和抱负的反映。诗歌需要合适的书写方式。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表现手法有赋、比、兴。这里的比，就是以彼物喻此物，诗人本体的感情借一个事物作类比。我们回过头来认真品读《人生与代数求解》：“将理想小心翼翼∕代入方程∕顺风满帆时∕结果有时是平方和∕借助化整为零∕很快求得正解∕不尽如人意时∕人生是多元方程∕通过因式分解∕可以顺理成章”，诗人借“代数、方程、平方和、多元方程、因式分解”等数理“词语”，来类比自己对人生理想、奋斗的感悟和喟叹，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意境。我认为，诗人的这些探索是积极的、有意义的。

一首诗，富有独特的情感、发现和价值评判，成为“这一个”，才有阅读和存在价值。一个时代的诗歌也应该具有一个时代的个性。唐诗宋词抒“情”，宋诗讲“理”，元明之曲有“趣”，明以降，可读的不多，“孤愤”而已。新诗百年，就数量而言，宛如大漠之沙粒，个中含有多少金子呢？持肯定态度的不少，持批评态度的也很多，新诗到了革故鼎新的时候了。幸运的是，有刘国安这样热爱诗歌，且具有创新精神的诗人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