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剑帆

诗人李小雨（1951-2015）曾担任《诗刊》常务副主编，她在2011年的一次讲座中针对诗坛“无难度、无标准”的现象，提出了衡量“好诗”的六条明确标准：

1.思想与时代。诗要有历史眼光和人性深度，从普通事物中挖掘超越性意义，做“时代风涛的表达者”，避免浅表化。

2.生活与转化。诗根植于真实生活（哪怕是粗糙的），通过情感加工与意义重构，在看似无意义处发现或打破意义，融合真实与想象。

3.想象与空间。诗人以新鲜的感知激发想象，与事物保持审美距离，创造独立的诗意世界，经历“从像到不像，再回归本质之像”的提炼过程。

4.意象与细节。“诗用意象说话”，细节是意象的根基，体现个人独特体验。“细节即生活的脉动与呼吸”，缺了它，诗便失去生命。

5.构思与凝练。好诗需构思巧妙，追求“小中见大、出人意料”的简洁表达。无构思不成诗，无精妙构思不成好诗。

6.语言与韵律。诗的语言需具感染力（抒情性）与节奏感（内在韵律），风格可多样（“朦胧透明”或“尖锐有摩擦力”），关键在于语言内在“气”的流动。

奥登认为，真正的大诗人至少需满足三个半条件：创作量充足；题材与手法涉猎广泛；对人生有独特洞察且风格独创；是诗歌技巧的行家；创作力能延续至晚年。

无论是李小雨提出的好诗标准，还是奥登界定的大诗人条件，都在强调诗歌是讲究技巧且具有一定难度的艺术。由此我们需要警惕一种观点：认为诗越趋近大白话、越接近日常口语越好，甚至主张丢弃韵律、结构、意象、修辞等基本要素，仿佛将口语分行便成诗。有人以杜甫、白居易为例，实则是一种误解。

杜甫被称为“诗史”，因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刻记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巨变。他的《三吏》《三别》虽相对直白，但其意义更多在于政治关怀；而真正体现他文学巅峰成就的《登高》《春望》，何尝是“大白话”？元稹的名篇中，哪一首可归为“口语诗”？白居易的《赋得草原送别》虽相对浅显，小部分作品甚至被称之为“老妪能解”，但他的代表作品《琵琶行》、《长恨歌》又哪里是什么口语化写作。当下一部分诗人热衷白描琐碎事物与个人情绪，其视野与深度远不及杜甫。更需警惕的是，一些“口语诗”滑向浅薄，沦为不讲技巧的“口水诗”和“警句”，其艺术性堪比小学生作文，不过是分行的句子。

真正的“简单”并非粗糙。如燎原在《新世纪诗歌及相关问题辨析》中所言，顶尖诗人的技艺已达“技进于道”之境，技巧高度内化才显“无技巧”，经典作品中“技”与“道”本就浑然一体。而众多模仿者并未抵达这一境界，他们的“口语诗”不过是缺乏美感与深度的随意拼凑。真正的返璞归真，应如美玉般温润深厚，而非玻璃般单薄透明。

总之，诗歌是艺术不是宣传。真正的好诗常因思想深度与语言创新而存在阅读门槛。若仅以“通俗易懂”为标准，那经典选本《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又有多少人能完全读懂？

提读问好